周恩来在上海一 （4）

    参加婚礼的人们寻声一看，只见陈独秀右手抱着一对洋娃娃，左手拿着一把用红绸扎好的筷子驻步客厅，惊得大家愕然相视，敛口无声。就连瞿秋白，也只会讪然地答说“对!对……”可是陈独秀却厉声地说道：“我反对!因为你们搞年关总暴动的决定，恰好给重新上台的蒋介石一个屠杀革命者的机会。”

    周恩来十分清楚，这种场合绝不是讨论年关暴动正确与否的地方。为了改变这骤然变冷的婚礼气氛，他急忙打圆场说：“陈先生，你可算是我们的老家长了，请发表祝词吧!”

    陈独秀果真摆出了一副老家长的架势，把两个洋娃娃交到李文宜的手中，将一把用红绸扎好的筷子交到罗亦农的手里，然后才郑重地说道：“我祝愿新郎新娘婚后幸福，早得贵子!”

    周恩来带头鼓掌。接着，客厅中响起了一阵掌声。为了把这欢快的气氛推向高潮，他主动地打开瞿秋白与杨之华送的那瓶红葡萄酒，首先给陈独秀斟了一杯，接着又相继为来宾斟满酒杯，高兴地说道：

    “为祝愿新郎新娘早得贵子，也为了全中国美好的明天，干杯!”

    新年伊始，瞿秋白等同志依然希望在全国出现万象更新的革命局面，并把这种希望寄托在年关总暴动上。这是因为他们错误地认为，当时中国“革命潮流一般的普遍和高涨”，“中国仍然在直接革命形势之中”。结论是：“领导工农兵士群众暴动而夺取某一省或几省的政权，建立苏维埃政权，以扩大革命胜利于全国”，是“绝对正确而必要的政策”。

    周恩来历经南昌起义、广州起义的失败，他渐渐地清醒了。虽说他并未认清“左”倾盲动主义的本质，但血的教训告诫他，不顾敌我形势的盲目暴动是要不得的。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，他认为“两湖工作很严重，在布置暴动的工作上缺点太多”。经他提议，中央“决定李维汉为中央巡视员到武汉巡视，停止原定的两湖年关总暴动，并对两湖的暴动重新加以部署”。

    正当周恩来严肃考虑湖北应如何实现“迅速发展游击战争到割据的局面”时，他接到了周逸群同志的报告：由于“一个共产党秘密机关被敌人破获，敌人知道贺龙到了上海，下令严密搜查”。所以贺龙只得停止一切活动，严密隐蔽起来。第二天，刘伯承、林伯渠登船走了，贺龙未能成行，在中共中央机关等了十几天，仍然走不成。在这段时间里，贺龙反复考虑自己以后如何行动有利。他想，既然去不了苏联，就去搞红军吧。他把这个想法告诉了周逸群，请周逸群向周恩来报告。

    周恩来清楚地知道，贺龙回湘西闹革命的想法，远在南昌起义尚未完全失败的时候就产生了。在一次由周恩来主持的军事会议上，贺龙就明确地说过这样的话：“我心不甘，我要干到底。就让我回到湘西，我要卷土重来!”贺龙回到上海后也多次向党中央反映：“自己有一股不服气思想，不相信就打不赢蒋介石，所以就想回湘鄂西建立武装，以为总会搞起来的。”对此，周恩来审时度势，反复权衡，认为贺龙在湘鄂西一带搞了十多年，在下层群众中堪称是一面旗帜，很具号召力;另外，贺龙从戎多年，会指挥打仗，能把暴动的普通群众变为英勇善战的红军。因此，他同意由贺龙出面，在湘鄂西搞武装。他一见贺龙的面，就开门见山地说：

    “我今天来看你，主要就是想听你谈谈有关的情况。”

    贺龙一听周恩来的口气，知道周基本上同意自己去湘鄂西搞武装的想法了。所以，他也很实在地说：

    “从武汉到湘西沿长江一带的车湾、藕池、新堤、调关的驻军，有些是我过去的部属。长江两岸土匪多得很，大多数是被逼上梁山的穷苦农民，是可以收编改造的。湘西是我的家乡，我从民国五年开始就在那里拖队伍，和北洋军阀打了十年的仗，我人熟地熟，干起暴动来更方便，有成功的把握。”

    周恩来边听边暗自思索，认为贺龙讲的都是事实，因而也更加坚定了自己的想法：支持贺龙回到湘西去闹暴动，搞武装。但是，周恩来认为贺龙也正因名声大、认识的人多，在一定情况下，这些有利条件也会变成危及他生命安全的不利因素。对于他如何从上海溯长江而上，顺利通过南京、武汉等码头的检查，周恩来心里是没有底数的。为此，他严肃地问：“一路上的安全，你有几分把握?”

    对此，贺龙想过不止一次了，他显得是那样的轻松，当即说：“问题不大，上了船我自己当心点儿，到了汉口，我就能活动了。沿长江走水路回去，我有把握。你难道忘了，我叫贺龙，龙归大海哟!”

    周恩来听后笑了起来，接着就又对贺龙说：“我个人同意你的要求。但事关重大，需中央研究决定。”贺龙当即答说：“还是那句老话：我一切听从党的安排!”

    一九二八年一月六日，中央临时政治局常委会讨论湖北省委的问题，周恩来正式把贺龙的要求提了出来，并且详细介绍了贺龙的历史，分析了贺龙的情况。出乎周恩来所料的是，参加常委会议的共产国际代表当即表示不赞成，理由是可笑的，担心贺龙“回去变成军阀”。周恩来历数贺龙在南昌起义过程中的表现，“坚持认为贺龙应该去湘西，到那里可以充分发挥作用”。这样一来，常委会上就发生了分歧。周恩来针对共产国际代表对贺龙的担心，再次策略地重申，“主张在有能力领导的情况下，派贺龙回湖南”。并得到与会常委的同意。

 1/8    1 2 3 4 5 6 7 8 下一页 尾页